工信部：进一步加强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增长新引擎

在深化改革努力与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后，是改革与社会累积问题的赛跑，被人形象地比作两只老虎的赛跑。

就是说汉森的方法，有些地方不能应用。进入 邹至庄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有效市场 诺贝尔经济学奖 。

研究结果显示，根据理性预期不能解释p(t)。做第一项研究（1）我用了1871 到1986 年关于美国标准普尔500股票价格指数的数据来代表p(t)然后看它是否等于E[p(t+1)+ d(t+1)]/(1+r)。席勒说经济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股票价格的变动也是对的，因为用计量经济模型来解释任何现象总是有误差。要了解上述的理论，我们可以（1）试用经济模型和理性预期的假定来解释股票的价格。但席勒的观点更进一步，他指出股票市场中用经济模型不能解释的误差十分大。

与之相反，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教授发现股票价格的变动大于经济模型所能解释的变动。当股价猛升的时候，大家拼命去买，把价格抬得非常高，以后总会跌下来，这是经济理论不能预兆的。二级市场就是政府再分配，二次分配。

房地产商是既得利益者，可他们怎么可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他们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如果到基层去走走就会发现，很多私营企业遇到很多困难，商机发展好后，就会受到更有政治关系、更有权力人的阻碍。过去中国的国营企业，我倒是觉得他们起到了国营企业该起的作用。如从刘志军等腐败案中可以看出，官员通过控制商机，不公开竞标，将商机给了自己认识的商人，使这些商人获利，这是主要问题。

嘉宾简介 黄亚生：1985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如土地价格、资本价格出现了扭曲，这些是使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最大的问题。

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世界瞩目，我们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公众认为房地产商属于既得利益者，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房产宏观政策应当如何调整？ 黄亚生：我要纠正一种观点，社会上有人说，既得利益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持续二三十年总是保持在11%或12%的发展速度，总会降下来的，这就是巨大挑战。那时还有个现在已不怎么提的口号，叫小政府大社会。这个成本是有人付的，是普通老百姓，当普通大众把钱存进银行后，其回报其实是负的，这样一来，百姓哪里会有钱去消费呢？ 政府这么强调经济，但对教育、对卫生的支出又这么少，政府支出少了，自然百姓个人得花钱，孩子教育要支出，但同时也要储蓄，根本不敢去消费。

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商务管理、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仔细研究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就会发现，当时经济改革是相当激进的，但同时还配有政治上的改革。中国改革中，产品市场有改革，但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很少，土地、资金及劳动力市场改革很少。这种方式可能对于发展高铁等大规模的建设项目还是有一定好处的，但刚才也强调了，中国不能一直靠这种发展模式，还是要靠民间的自我形成的发展动力。

如果说能源等利益可能是有计划经济形成的背景，而房地产则是改革开放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是由于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而解决这些，没有太多的办法 ，只需要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和适宜的政治改革。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现在上海开始搞自贸区，以后可能发展方向是向外开放金融，其最直接的后果会使房地产的价格掉下来，因为投资的选择多了。

因此，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者是有前提条件的，前提是经济是否一直持续高速发展。所以，既得利益的关键就是要看社会有没有制衡既得利益权力的制度手段及做法。就像一个水池，水如果全部冲到左岸，右岸就没水了，全部冲到右岸的话，左岸就没有水了。这方面中国现在还比较欠缺。中国当前出现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广大普通百姓没有获得既得利益，而是他们获得的利益与他们的贡献不成比例，很大一部分的GDP发展成果都流向了少数企业或官员个人，这是个巨大的伤害，是一个非常大的隐伤。不过，在美国，有些方面如社会保险方面的制衡非常好，因为这个老百姓很容易懂，能拿多少退休金很容易算出来。

黄亚生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副院长，并任该学院中国经济和商业国际讲座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当时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发展的奇迹？因为，一方面农村经济在改革，另一方面中国也有着温和的、非常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商机、土地价格和银行贷款、资金获得的机会等，这方面出现了问题。既得利益与非既得利益的目标是共同的，区别在于，当经济速度慢下来的时候，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具有政治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们，肯定会通过政治权力、经济垄断权力来获取利益，中国也看到这个苗头了。

虽然，并不一定要求二者完全同步，但至少要朝同步的方向迈进。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一级市场出了问题。

很多学者对中国改革的途径到底怎么回事，存在不正确的认识。所以，在我看来，如果经济在高速发展，既得利益者们也许会同意限制自己的权力，但经济速度一旦下降，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这不光是因为社会上资金供给速度加快，而且也是局部的、部门的分配和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恶果。因为到那个时候，既得利益者们发现发展经济很难，自然就要扩大自己的利益。

中国的股市基本没有什么增值，这是很奇怪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有经济改革，也有温和的、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人民论坛记者：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是从土地制度入手，突破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在当时也突破了不少人的既得利益，现在看来，那时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黄亚生：是有可为当下借鉴的、但不一定可行的经验。

上世纪80年代主要在农村，1990年代是城市民营企业的发展，2000年加入WTO后，国际化及外资的进入，等等。所以，如果GDP增长从10%下降到6%甚至5%的时候，肯定会出现巨大矛盾。

土地和房地产的泡沫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印发钞票，贷款增加，资本产品价格升高，需求增多导致的。投资为何这么多？是因为用很便宜的价格获取了资本，又以补贴的方式交给发展铁路等等的国家建设机构。

我认为真正使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主要还是依赖民间力量。其实，在任何地方都存在既得利益，但关键我们要看这样的既得利益是包容性的还是狭隘的、排斥性的既得利益对冲下行因素的上行因素能否释放，取决于改革能否攻坚克难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阶段的主要特征，可以用以下几句话来描述： 第一，黄金发展和矛盾凸显相伴随。（作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来源:人民日报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面深化改革 。

与此同时，存在着可以对冲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镇化红利、科技创新红利、社会管理红利（在社区治理、非营利机构和志愿者组织成长等方面形成基层自治、社会和谐、兴利除弊效应），而使所有这些红利能够释放出来的关键，是改革能否攻坚克难，凝聚成提升和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化解种种矛盾制约的改革红利。  以更大的决心、勇气推进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既然追求可持续增长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关键在于实质性地深化改革，那么我们就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魄力和更高的智慧与操作水准，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今年8月1日在全国推开的营改增改革，势必倒逼整体财税改革和与之联动的多方配套改革。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多次强调要深化改革，但社会上、企业界、市场中对于改革的信心仍需要增强。在深化改革努力与既得利益阻力的博弈背后，是改革与社会累积问题的赛跑，被人形象地比作两只老虎的赛跑。

下一步改革，将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循序展开。第二，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